成果转变还需培养练习专才威尼斯最新网址,三

作者: 生命科学  发布:2019-11-28
评估不权威 机构造血差 法律仍打架——
科技成果转化:三大硬骨头还得啃

在政府工作报告布置的今年十大工作任务中,第三大任务就是“坚持创新引领发展,培育壮大新动能”。这也是今年全国两会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如何培育壮大新动能?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李林的比喻令人印象深刻。

科技成果“1元转让” 看似亏本的转化模式实现多赢

本报记者 陈 瑜

“科技成果转化是新时代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引擎。”李林代表说,目前我国缺乏从事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专业队伍,这是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最大障碍。其原因一是转化人才“输血”体系不足,国内缺乏高水平的职业化培养体系,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人才培养主要依靠短期培训;二是转化人才“造血”功能仍有待加强,虽然我国已培育形成453家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但转化平台功能较单一,还需进一步加强其人才“造血”功能;三是对转化人才“活血”激励机制不够,在推进科技成果转化的各项法规中,激励对象均以科研人员为主,忽视了成果转移转化专业人员。

威尼斯最新网址,从大学的成果库里取出一个专利进行转化,要给学校多少转让费?站在国有资产管理角度,科技成果定价是一件矛盾的事。为回避国资管理风险,大学和科研院所往往先和意向合作方协商初步价格,再聘请第三方机构进行评估。

滇池污染底泥处理、遥感测绘、生物医药……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大学校长窦贤康院士14日在接受采访时告诉记者,武汉大学越来越多的科研成果走出校园服务社会,但参差不齐的评估结果,给学校决策者带来了压力。

新经济需要新动能,新动能需要新血液。如何通过为成果转化人才队伍建设“输血”“造血”“活血”,打通科技创新价值链的“最后一公里”?

怎样让更多科研人员利用学校科技成果开展创业活动?就得打破条框不走寻常路!比如,上海交通大学积极探索科研团队主导成果转化的新机制,创造性地趟出了“分割转让 成果评估”的转化新路径。即,通过协议约定将知识产权按1元名义价格进行分割,确定学校和科研人员共有成果所有权,而后再委托评估确定转化价值。

“我们累计有几百项专利,最后能被企业变成产品,或者变成应用成果的却寥寥无几。”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院长李林院士越来越感到,从事成果转移转化的专业人才“输血”体系不足、专业平台的“造血”功能不足。

强“输血”,可以立足国情,建立适合不同层次人员的梯级培训体系,建立科技成果转化人才的专业资质制度,制定科技成果转化机构服务人员的执业标准;强“造血”,可以支持专业化平台服务能力提质增效,让第三方社会机构由单纯匹配资源的纯“中介”向帮助解决问题的增值型服务机构转变,让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服务机构改变其仅具备单一管理功能的现状,介入科技成果创造、保护、经营、转化全过程;强“活血”,可以把科技成果转化人员纳入激励机制,明确转化服务人员的合法地位与收益权。

“在科技成果转化行为发生时,将知识产权的一部分所有权以一元名义价格转让给科研人员,达到‘从1到100’的奖励激励效果。”上海交通大学先进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刘群彦解释说,当然,1元名义价格的分割,只是一个过渡性的转让流程安排,科研人员在成果评估后再按照30%比例向学校支付。

从修法到推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三部曲”,从中央各部门到各省市出台的相关管理办法,一系列“组合拳”打出后,科技成果转化还面临哪些难题?

在促进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的过程中,虽然会遇到许多新问题,但我国人力人才资源丰富、国内市场巨大,培育发展新动能的综合优势十分明显。在针对科技研发和产业化应用机制的改革中,我们要善于建设输血体系,强化造血功能,构建活血机制。

“不管是《科技进步法》还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所涉的‘利益分配’均属于成果转化后的激励机制。是否可将‘事后激励’转为‘事前权属激励’抑或‘事中权属激励’?”中科院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教授唐素琴认为,事前、事中权属激励模式已在我国科技成果活跃的地区试点探索,理论界将其概括为“西南交大模式”和“上海交大模式”。

缺乏权威的法律认可的评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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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割转让 成果评估,纸上专利“变现”

“现在最需要建立一个权威的法律认可的评估体系。”窦贤康坦言,同一个成果,不同评估机构给出的估值,却可能相差数十倍。面对差别特别大的评估结果,学校决策层的压力太大,甚至不敢做决策。

自2015年—2019年,上海交通大学通过“分割转让 成果评估”转化模式,全部或部分转让给科研人员的职务科技成果超过200项,转让后的评估价格超过6亿元,用于教师创办的企业接近40个,带动社会投资超过20亿元。

2015年修改后的科技成果转化法,对完成、转化职务科技成果作出重要贡献的人员给予奖励和报酬,简而言之,就是两个不低于50%的比例。

数字的背后是示范效应的放大。在上海交大带动下,上海大学、上海海事大学等高校逐渐接受这种成果转化方式,开始试验和探索,以促进教职工的创新创业活动。

“每个学校可以在此基础上自行规定,武汉大学是‘三七开’,30%归学校,70%归个人。”但在实践中,窦贤康深刻感觉到,不论分成比例,在为成果转化开办公司前,一定要将个人、学校和国家的“责”“权”“利”界定清楚,让科技人员创业没有后顾之忧。

2018年双创周上,北京术锐技术有限公司的智能手术系统现场演示缝葡萄皮等精巧操作,让不少人感叹不已。2019年,该公司完成融资额约为6000万元的A轮融资,融资主要用来扩充研发团队、专利全球布局、拓展适应症范围和开展临床研究。

窦贤康解释,评估低了,将来公司应用前景好,会有人说学校吃亏了,个人涉嫌侵占国有资产。如果评估高了,比如评估为1亿元,评估的钱成了国有资产。万一公司垮台了,对学校来说,意味着几千万元的国有资产流失。

“两年来,北京术锐之所以能快速达到融资目标,得益于‘分割转让 成果评估’的转化方式,将科技成果向科研团队转让,是团队以知识产权增资方式投资北京术锐的必要条件。”刘群彦说,这一成果转化过程可分解为四步。

“我们希望能彻底为高校、科研院所和科研人员解‘套’。”窦贤康说,相信未来武汉大学成果转化额会越来越大。

第一步,上海交大将“智能手术系统”科技成果以“1元名义价格”,按70%比例向上海交大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徐凯教授团队转让。第二步,上海交大和徐凯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确定职务科技成果市场价格。第三步,学校通过挂牌交易方式,向徐凯团队转让剩余科技成果所有权。第四步,徐凯团队获得科技成果的全部所有权后,将其出资给北京术锐。至于学校的收益,上海交大允许科研团队在5年内,向学校分期按照30%的比例支付转让费。

专业机构“造血”差

职务成果转化和创业,面临三道坎

2018年中国专利调查数据报告显示,高校和科研单位认为,缺乏技术转移的专业队伍是专利转移转化的最大障碍。

值得关注的是,科研人员利用高校、科研院所等的职务科技成果进行作价投资,实现成果转化和科技创业活动,是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在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的实践中,社会投资者期望与科研人员“捆绑销售”,科研人员则希望将像“自己孩子一样”的科技成果,作为资本用于企业生产经营。

李林说,目前政策聚焦的激励对象均以科研人员为主。在提到“鼓励高校、科研院所建设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时,往往设置“不增加编制的前提”;提到“对转化作出重要贡献的人员”进行奖励时,绝大部分细则没有考虑到对科技成果转化专业人员的奖励。

“由于科技成果与有形国有资产在管理上的同等性,高校、科研院所往往无法向科研人员直接转让职务科技成果。”在刘群彦看来,产生的不利后果表现在三方面:其一,科研人员自办企业较少向单位申报,或即便申报也不被认可,导致“地下创业企业”大量存在;其二,科研人员创业过程中,大多数将职务成果由企业申请专利,导致职务科技成果的“界面模糊”;其三,创业企业出现规模效益后往往融资困难,不利于企业扩大再生产。

“形成极具活力的科技成果转化的专业化人才队伍,是打通科技创新价值链‘最后一公里’的有效途径。”李林建议,实施科技成果转化“输血”工程,打造符合市场运作规律的科技成果转化专业化队伍。实施科技成果转化“造血”工程,将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第三方社会机构由单纯的“中介”服务,向介入成果的创造、保护、经营、转化全过程增值型转变。实施科技成果转化“活血”工程,鼓励科研机构自主建立对科技成果转化人员的有效激励机制,如在专业技术岗位聘用、收入分配等制度设计方面加大激励,以及合理界定其在科技成果转化收益中的权益等。

荣获2019年度“求是杰出青年学者奖”的上海交大特别研究员卢策吾,也是利用科技成果创业的教师之一,他感慨:“这种方式让成果转化成为可能,幸亏当初我回国时选择了上海交大!”

法律“打架”问题待解

“在尊重创新规律与市场规律的前提下,打破科研成果转化中不合理的条框,将职务科技成果交由科研人员直接创办企业,成为上海交大几年来成果转化探索的重要内容之一。”刘群彦说,这一模式产生的社会意义在于,通过科技成果所有权的赋予,使得科研人员实现科技成果创业目标。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移动上海公司董事长陈力今年带来的一份建议,是修改科学技术进步法。

突破现有管理规定,事中权利激励

陈力说,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国务院提出探索赋予科研人员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而科学技术进步法第二十条明确规定,利用财政资金形成的职务科技成果归属于单位。另外,对于担任正职领导职务的科研人员,《实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若干规定》规定“原则上不得获取股权激励”,实践中造成了正职领导“不敢”进行科技成果转化的问题等。

“上海交大的‘事中权利激励’模式,不是普遍赋予科研人员科技成果所有权,而是通过职务发明人或团队主动表达转化意愿来启动协议谈判。”唐素琴坦言,在这种背景下,科技成果的成熟度和科研人员转化热情相对较高,转化组织能力相对完善,成果转化有针对性且效果可能更明显。同时,借助评估价格,即通过协议明确单位获取转让费数额的做法,也部分消除了人们对国有资产流失的担忧。

“科学技术进步法修订时需要考虑强化成果转化体系建设,改革现有职务科技成果权属关系等。”陈力建议。

“职务科技成果转化前,大多以知识产权为表现形式,放在柜子里不进行转化的‘成果’无非是纸面上的权利。”刘群彦认为,这种以“事中权利激励”为特点的改革实现了所有权激励的突破。

(科技日报北京3月14日电)

在现行国有资产管理法律和政策下,高校职务科技成果被归结为无形国有资产。2019年《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办法》修订后,向他人转让时应当由单位通过文件,自行决定是否按照评估价格进行转让。国有事业单位为了回避风险,往往规定按照评估价格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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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群彦介绍,上海交大以“一元定价”方式,将部分所有权向科研人员协议转让,然后由学校和科研人员共同评估,学校享有部分采用挂牌交易方式实施。该做法突破了修订后的《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办法》。

而在“事中奖励”探索上,上海交大向科研人员转让所有权的模式,将70%的奖励“前置”到科技成果所有权奖励,这一做法突破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对科研人员的现金和股份不低于50%的“事后物质奖励”模式。

在唐素琴看来,“上海交大模式”尽管相对合理,但“一元”基础转让费的确定依据、成果评估价格高低,以及个人与单位之间的分割比例等问题的合理性和正当性,还需通过理论和实践进一步验证。

如何打破国有资产管理对科技成果转化的桎梏?“根本上还需对国有科技成果的财产属性和管理模式进行突破。财政部近日通过的国资管理新规定,进一步加大授权力度,释放了科技成果灵活运用的新信号。”唐素琴指出。

“上海交大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的实践,证明有利于促进科研人员以科技成果从事创办企业活动,且不损害国家科技创新的公共利益。”刘群彦建议,希望国家能允许高校、科研院所等国有事业单位,将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向科研人员协议转让。同时,从法律和政策上要区分科技成果和国有有形资产的性质,并启动相关法律和政策的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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